然而，国际形势瞬息万变，外国经验终究无法完全适用于中国。俄国革命及莫斯科共产主义给红军带来了宝贵借鉴，但也存在局限。随着国民大革命的推进，中国的国内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。封建王朝已被推翻，列强势力逐渐退出中国舞台，红军发展面临新的现实环境。
但身处遥远的苏联和共产国际并未及时洞察中国形势的转变，依然将中国视作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，继续强调反帝反封建斗争为主线，忽视了中国革命已经进入新的阶段。在共产国际支持力度减弱的背景下，红军的发展陷入停滞，迫切需要开辟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路。
正如前文所述，蒋介石始终将红军视为眼中钉。他历经多年政治风云，性格谨慎多疑，深知“养虎为患”的风险。面对红军的困境，他自然不愿放过这次良机，誓要对红军实施致命打击，彻底铲除这一威胁自身统治的“心腹大患”。
然而，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“围剿”却成了历史转折点。尽管我们常将红军的长征起因归咎于第五次“围剿”，并认为王明等人的“左”倾错误思想是导致失败的主要原因，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。
客观而言，红军内部的“左”倾路线确实影响了战斗力，但这只是失败的部分原因。1933年9月，蒋介石针对中央苏区推出“堡垒推进，步步为营”的第五次围剿战略，这并非什么巧妙计策，而是基于他当时已经集结的50万大军的优势力量。红军正寻求突破，然而敌军力量强大，形势严峻。
在这一背景下，红军内部出现了盲目乐观的声音。由于此前快速发展，再加上蒋介石前几次围剿不甚成功，博古和李德等领导人变得自满，忽视了敌强我弱的现实，错误地认为红军战力足以轻松抵御国民党军队。
人一旦自满，危险就悄然逼近。尤其是在面对一只虎视眈眈、兵力强大的敌军时，这种态度无异于自寻死路。缺乏正确领导下，王明的“左”倾路线在红军中占据主流，导致红军在第四次围剿中屡战屡败，最终第五次围剿更是陷入败退。
此外，蒋介石多年的剿共计划也为他的胜利奠定了基础。回溯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，蒋介石推行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策略，选择对日妥协，集中力量“剿共”。他在庐山设立专门训练营，召开会议深入分析共产党战略，积极培养“剿共”精英。此次围剿动用兵力高达百万，其中半数直指红军。
面对红军强大的群众基础，蒋介石还采取了切断共产党与群众联系的策略，以孤立敌人。
此外，国际列强的支持也为蒋介石提供了强大助力。虽然列强动机复杂，但在抗战初期，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倾向于支持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。德国、意大利、美国等国派遣的军事顾问团，为国民党军队进行专业训练，使其战斗力大幅提升。
相较之下，红军的装备和训练远远落后。国民党军备不仅数量充足，质量也不断提高。得益于宋氏家族的财力支持和蒋介石时期的经济发展，国民经济快速增长，蒋介石本人财富大幅提升，能够从欧洲购进大量先进武器。
其中，德国与蒋介石签订的外贸协定，以中国矿产资源换取军火，令国民党军备优势更加明显。红军在这种悬殊的实力面前，失败几乎是必然。
第五次围剿前，蒋介石与德国正处蜜月期，其首席军事顾问赛克特制定了“铁桶计划”——用密不透风的包围圈，将红军困死于江西瑞金。该计划要求围绕瑞金筑起三十道铁丝网、三十道火力线，并设立十轮卡车拦截，层层包围，一旦实施便无路可逃，意图彻底歼灭红军。
面对这种局势，红军仍采取“堡垒战、阵地战和短促突击”的战法，实质上是消耗战。在兵力对比近5比1的情况下，红军资源匮乏，战线被压缩，生存环境极为恶劣。
为了延续革命火种，红军中央采取了两个策略：一是请求共产国际援助，二是进行战略转移。遗憾的是，共产国际的回应模糊不清，未能提供有效支持，红军只能依靠自身力量寻找生机，突破僵局。
不少人疑问：为何中央红军失利，其他红军部队也需跟进战略转移？原因在于国民党的围剿压力波及整个革命队伍。中央红军作为中坚力量遭受重创后，川陕红军等其他地区部队也被蒋介石盯上，纷纷面临围剿。
为了避免孤军奋战，节约有限的革命力量，各红军部队选择汇合，凝聚成一股坚强的战斗力。
1935年1月15日至17日，红军在遵义召开关键会议，深刻反思当前困难和存在问题，结束了“左”倾教条主义对中央的统治。这次“遵义会议”意义非凡，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马克思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。
虽然道路已定，但长征的过程依然艰难。两万五千里的征程中，国民党围剿不断，我军战略由之前的消耗战转为灵活机动战术，穿插敌军重兵之间。四渡赤水河、强渡金沙江等战役，红军成功摆脱国民党追击，历时十二个月零两天，完成艰苦卓绝的长征。
正是由于一次“左倾”错误，红军不得不开始这场史无前例的长征。但正是这场长征，锻造了我军将士坚韧不拔的长征精神。时隔八十多年，这种精神依旧令人敬佩和学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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